首页 ＞ 最新消息 > 租税正义 > 法税真改革良心救台湾(161)－司法发挥正义天平税务诉讼应依据宪法原则 2025-06-16

税务诉讼涉及人民财产权，受宪法第15、16、19条明文保障，即国家课税必经由法律授权，所谓「租税法定主义」。针对税捐徵收期间计算不同见解，最高行政法院大法庭为统一法律见解，於114年6月4日宣示114年度大字第1号裁定，揭示「纳税义务人就本税依法申请复查，及依复查决定之应纳税额缴纳3分之1或提供相当担保，依法提起诉愿及行政诉讼，经判决确定后，於计算该税款徵收期间时，依税捐稽徵法第23条第3项规定扣除同法第39条暂缓执行之期间，其扣除期间之末日应计算至行政法院判决确定时。」扬弃了财政部一贯以函释规定，时效应扣除至判决后稽徵机关再填发缴款通知书的缴纳期间届满后30日之主张。避免税捐机关恣意解释延长徵收期间，此有利於纳税义务人的裁定，受到学界及实务界的高度关注与肯定。 

金石国际法律事务所林石猛律师认为大法庭采用租税法定主义（国会保留）、例外规定解释从严，完全契合「司法为民、保障民权」宪法意旨。回想他在民国75年年底初任检察官时，学长就曾告知如法律规定不明确时，其利益应归人民。因罪刑法定主义的适用结果，法律没有规定或限制，就是人民的自由；租税法定亦然。并强调基於宪法第23条所揭示的法律保留原则，若非基於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等要件，而以法律限制人民基本权利自由时，其留白的空间就是人民的自由；况且依宪法解释之意旨，时效制度涉及公益如前述。盖人民依量能课税原则缴该缴的税，有权利拒缴不该缴的税或相关罚锾，即是租税正义与公益的实践。 

林石猛指出，向来大法官会议解释，罪刑法定与租税法定主义同属宪法上国会保留之事项，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大字第4号裁定亦阐释「税捐稽徵属干预行政性质」，而「纳税期间」系属税捐稽徵干预行政公权力行使之限制规范，基於同一法律上理由，本件裁定完全契合宪法的意旨与最高行政法院裁判前例之见解。

 

最高行政法院大法庭统一法律见解之114年度大字第1号裁定新闻稿

      本院於民国114年4月25日就114年度大字第1号事件举行言词辩论，6月4日宣示裁定，主文为「纳税义务人就本税依法申请复查，及依复查决定之应纳税额缴纳3分之1或提供相当担保，依法提起诉愿及行政诉讼，经判决确定后，於计算该税款徵收期间时，依税捐稽徵法第23条第3项规定扣除同法第39条暂缓执行之期间，其扣除期间之末日应计算至行政法院判决确定时。」

       本件裁定系因本院合议庭受理112年度上字第211号、第618号有关行政执行事务事件时，认为采为裁判基础之法律见解，先前裁判间（提案裁定甲说之本院96年度判字第474号、97年度判字第835号、98年度判字第1293号等判决，与提案裁定乙说之本院95年度判字第1847号、99年度判字第1125号、100年度判字第1971号、109年度判字第78号等判决）之法律见解歧异，故将上开法律争议提案予大法庭裁判。 

壹、提交事件的基础事实

一、112年度上字第211号：

诉外人台北市税捐稽徵处以86年营业税核课处分（下称系争课税处分1），通知上诉人洪石和缴纳营业税，上诉人就系争课税处分1提起行政争讼，经判决确定后，移送机关就系争课税处分1重新发单，因上诉人仍未缴纳，故移送被上诉人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（下称台北分署）执行。上诉人因认系争课税处分1之执行已逾执行期间，於109年8月18日就台北分署执行事件声明异议，经异议决定驳回后，提起行政诉讼，经台北高等行政法院（下称原审）判决驳回后，上诉人提起本件上诉。

二、112年度上字第618号：

诉外人财政部中区国税局以81年度综合所得税核课处分（下称系争课税处分2），补徵上诉人综合所得税，通知上诉人洪石和缴纳，上诉人就系争课税处分2提起行政争讼，经判决确定后，移送机关就系争课税处分2重新发单，因上诉人仍未缴纳，故移送被上诉人法务部行政执行署新竹分署（下称新竹分署）执行。上诉人因认系争课税处分2之执行已逾执行期间，於109年7月13日就新竹分署执行事件声明异议，经异议决定驳回后，提起行政诉讼，经原审判决驳回后，上诉人提起本件上诉。

贰、裁定理由摘要

一、徵收期间属纳税期间，系租税法律主义所涵括之范围，为税捐稽徵机关请求纳税义务人履行缴纳税额之期间，属公法上金钱债权之请求权行使期间。税捐稽徵法第23条第3项规定：「依第39条暂缓移送执行或其他法律规定停止税捐之执行者，第1项徵收期间之计算，应扣除暂缓执行或停止执行之期间。」系徵收期间之时效停止进行，於妨碍事由消灭后，继续进行原剩余之时效期间。行政救济终结后，关於暂缓执行扣除之末日应如何计算，因涉及国家课人民以缴纳税捐之义务，即应秉持宪法原则及相关之立法意旨，遵守一般法律解释方法为之，始与租税法律主义无违。

二、税捐稽徵法第23条第1项所规范据以计算徵收期间自「缴纳期间」届满之翌日起算；及同法第39条第1项所规定，纳税义务人应纳税捐，於「缴纳期间」届满30日后仍未缴纳者，由税捐稽徵机关移送强制执行。前揭两者所称之「缴纳期间」均系指原税捐核课处分时所定之缴纳期间，尚非同法第38条第3项因行政救济确定而通知缴纳之缴款书上所载之「缴纳期间」。税捐稽徵法第23条规定徵收期间之目的，是为使国家税捐徵收权之行使期间，非漫无限制，以免纳税义务永久陷於不确定状态。同法第23条第3项规定，应於徵收期间中扣除之期间，既已明定包括同法第39条暂缓移送执行之期间，足知应自徵收期间扣除同法第39条暂缓移送执行期间者，仅限於行政救济期间。因此，纳税义务人就本税依法申请复查，及依复查决定之应纳税额缴纳3分之1或提供相当担保，依法提起诉愿及行政诉讼，经判决确定后，於计算该税款徵收期间时，依税捐稽徵法第23条第3项规定扣除同法第39条暂缓执行之期间，其扣除期间之末日应计算至行政法院判决确定时，即税捐核课处分已不得再循一般行政救济程序为救济之时。

三、行政救济程序终结后，由於法定救济程序已经结束，不得再为救济，税捐稽徵机关依税捐稽徵法第38条第3项虽应填发补缴税款缴纳通知书，就已确定之税款部分通知缴纳，然系催缴性质，非属行政处分(仅加计利息部分属行政处分)，通知书所展延之缴纳期间，系属得移送强制执行，以阻止徵收期间的届满，此段期间，因非属行政救济程序期间，而系税捐稽徵机关在行使其催告纳税义务人自动履行的徵收权，本质上为税捐稽徵机关於税捐处分确定后，所为命债务人自动履行之徵收权行使之行为。尤其移送强制执行亦仅是税捐稽徵机关行使税捐徵收权之方式之一，税捐稽徵机关於此段期间仍得行使租税债权，并无权利行使之妨碍事由存在，并非税捐稽徵法第23条第3项规定之暂缓执行或其他法律规定停止执行之期间，自应计入徵收期间，故於法无明文规定下，自不得据以变更徵收期间之计算。同法第38条第3项规定既不在第39条规定暂缓执行之涵括范围，而与暂缓执行之期间规定无涉，即非规范上不得执行的规定，因此该「补缴税款缴纳通知书」所定缴纳期间，自非属税捐稽徵法第39条得自徵收期间中扣除之暂缓移送强制执行之期间，不应被重复扣除，否则无异变相延长徵收期间。

参、裁定日期

中华民国114年6月4日

肆、大法庭法官

最高行政法院大法庭：审判长法官吴东都、法官胡方新、陈国成、萧惠芳、王碧芳、李玉卿、简慧娟、钟启炜、王俊雄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陈法官国成、简法官慧娟共同提出不同意见书（如裁定附件）。

 

 

 

 

 

发布日期 : 114-06-05

发布单位 : 最高行政法院